材料中提出秩序与规矩、伦理有关，个性与自我、自由有关，亮亮老师认为不妨将规矩与伦理、自我与自由一齐代入矛盾中去探讨，同时还需要具备社会发展的历史眼光，这确实是一道非常宏大且复杂的命题。
毫无疑问，在中国传统社会，儒家思想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构建功不可没。
司马迁《史记·叔孙通列传》记载，汉朝建立后第五年，由于国家的创立者刘邦本身并非出身自王公贵族阶级，年轻时没有机会参与任何诸侯国或秦朝的朝廷仪式，又嫌厌繁琐的法规，于是“高帝悉去秦苛仪法，为简易”。而后由于汉朝的诸侯、廷臣，大多数都以战功出身，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在朝廷内举动进退。结果每逢朝廷群臣聚会，他们常出现“饮酒争功，醉或妄呼，拔剑击柱”的丑态。此时原为秦臣，后来投降刘邦的叔孙通，察觉到刘邦受不了这样的状态，遂提议刘邦建立严格的朝廷礼仪。刘邦答应了。“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。”叔孙通很清楚，儒家的思想是最适合建立秩序的。一个月后，叔孙通为刘邦准备了一场壮观又严肃的礼仪。当天，在整场礼仪进行的严肃气氛中，“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”。一些仍然闹事的大臣立刻被御史拉走离场。如此，诸臣“竟朝置酒，无敢喧哗失礼者”。典礼结束之后，刘邦在喜悦之际不禁喊出：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！”
后来的王朝也仿效汉朝，以根源于儒家的礼仪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和国家运作方式的基础，并延续了两千多年。
但是，这套封建社会的传统秩序并没有较多去考虑人的个性和自由，这与儒家思想的尊卑贵贱理念是分不开的。孔子曾提出过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，甚至孔子还认为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。于是，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传统社会，每个人牺牲部分个性和自由，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，整个社会的秩序就能得到保障，社会也能稳定发展。
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后，不少规矩和伦理被打破，社会秩序也发生了改变，更多偏向于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了。这里，亮亮老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
《中国青年报》2001年11月17日报道了这样一个事件：10月31日，宁夏吴忠市副市长王明忠带领来自各县的三十来名“父母官”乘九辆车过一窄桥。恰巧，桥上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十三岁女孩。浩荡的车队不仅不给小孩子让路，反而逼迫得孩子为车队让路。结果，孩子连车带人掉进河里。虽然河深仅有两米左右，且孩子也曾浮出过水面，但这三十来名干部无一人下水相救。孩子淹死了，车队扬长而去。
有人说这是伦理道德、社会秩序的混乱，导致了在谁该给谁让路这样一个简单问题上的颠倒。但亮亮老师认为“吴忠事件”的官员，混乱的只是人类文明的伦理道德、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。在他们身上，顽固地残留着封建社会的伦理和秩序。君不见，在戏台上出现封建官吏的轿座之时，前面总是有衙役们高举“肃静”“回避”两块大牌子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当官的一出行，老百姓统统地都得让路！虽然吴忠市的那三十来个官儿们的官轿现代化变成了轿车了，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与时俱进，依然是封建社会那套秩序优先，尊卑贵贱。
从历史发展来看，封建传统社会秩序以规矩和伦理优先，是有其时代原因的。这与孔子提出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的原因也基本一致。在封建社会，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，大多是文盲，没有接受过教育，更加不可能有先进的思想。这时，规矩和伦理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，让个体很好地融入社会。而当下的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社会，一方面早已消灭了文盲，老百姓经过教育后，个人的学识水平和道德素养得到了显著提高;另一方面，共产主义思想深入人心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成为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。
可以说，当我们步入共产主义社会后，个人的学识和思想已然极端先进，个人的自由能得到极大的发挥，可以实行劳动者有序自由的合作。在这种共产主义社会秩序之中，规矩和伦理必然变得无足轻重了。
总之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的学识和思想在不断进步，整个社会必然会出现从优先秩序到优先个性的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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